【今日热点】关于中国科教资源与实体创新分离

  教育与实体在创新上分离,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如位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深圳,具有较强的实体的创新和发展,但由于本地大学的匮乏而基本没有大学的创新和发展;相反,南京、武汉和西安等城市高校林立,但在实体的创新和发展方面与深圳存在明显差距。这个问题尤其值得科教资源丰富但产业创新不够的城市关注。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中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实体创新和发展,与大学创新和发展的协同出现分离现象的因素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基于对深圳成功经验的分析,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出了若干针对性政策建议。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本地大学与本地创新的协同是纵横交错的问题和矛盾的堆积:(1)大学运行是纵向管理体制和机制的作用,而本地创新是横向的地方政府-企业-流动的科研机构和人员的交互作用。这个条块管理的模式天然存在无法有机衔接的缺陷。(2)大学的使命、目标和行为是产出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培养人才,不是产出财富,后面一个任务是实体产业的使命和目标,也是企业家的终极行为。知识创造和财富创造这两个阶段的衔接,需要企业家精神来创造有机结合的机制。(3)在行政管理和控制体制下,本地大学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优势,不一定与本地产业和体制吻合和配套衔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创新链是全球分布的,本地大学的水平和成果不足可以通过创新资源的流动来解决。(4)本地大学支持本地实业创新,是立足于资源观来分析本地创新战略的实施问题。核心是认为,城市的科技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其所拥有的独特的科教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基于资源观点的竞争战略思想,强调竞争优势来自于资源的拥有,我有什么我就做什么。因此,竞争主体应当从自身系统的内部寻求竞争优势来源。这种竞争理论存在很多的缺陷。如即使是深圳这类过去缺少科教资源基础的新兴城市,也可以在市场化原则下广泛地吸收来自国内外其他地区的科技精英为我所用。其实,本地创新战略的实施效果,不取决于一个竞争主体拥有什么样的科技资源禀赋,而实际上取决于它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行动,真正去做事情,才具有竞争优势。这强调的是行动力。

  徐天舒(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从发现到发明创造到产业化是二个转换过程,实验室做第一个转换,商人做第二个转换。现政府以为科技领军人才能做好这二个过程(不排除有),但绝大多数不行。所以要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二阶段转换的顺利生成,而深圳做的比较好,是因为有许多制度能促成二阶段的转换。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表明,创新更多是市场驱动而非技术驱动。因此,在城市经济对创新产生需求的初期,创新要素最初更多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比如引进人才,此时创新要素的供给地与需求地不一定靠近。而当经济发展到对原始创新产生足够需求的阶段之后,对创新的需求会内生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供给,这样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更有可能对创新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也才会实质上促进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地理位置与创新城市相靠近。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1)大学与企业对科技创新评价体制不同。对大学来说,科研项目能获得经费支持、能申报专利和发表文章就行了;对企业来说,科技创新要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2)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果受现实条件约束,大学科技成果往往是实验室成果,科技成果缺乏中试基地和条件。(3)企业受利润影响,不愿承担尝试新科技的风险。(4)大学和企业缺乏有效沟通,找不到合作的切入点。

  翟太煌(山西证券):高校云集地如武汉、南京、西安等地,更多属于历史和传统政府行为及其积累,有其传统性和继承性。创新,更多地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实体经济的创新,更是与新型企业和创新政府行为相联系。高校云集是一种资源禀赋,在资金人才物资大流动的背景下,不必与城市创新相依存。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教育与实体在创新上的分离与否,根源于区域城市产业的国际化嵌入性程度。凡是城市产业国际化嵌入性程度高的,创新的动力与水平就强。(1)当前的所谓创新,基本是欧美发达国家引领下的创新,是模仿与追赶型创新。(2)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分工,既为创新提供了技术源头,也为创新提供了外部需求,更重要的是,让创新嵌入全球化产业体系之中。(3)西安、南京、东北等城市,不是没有创新,只是创新出来的成果,无法被整合进国际产业链与创新链中,自然就成为自娱自乐的游戏。

  孙国民(南大博士后):(1)高校追求的创新创意,并不考虑市场需求问题,一些研究成果虽然处于科学前沿,但不一定能转化(兑现)成产品,且部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或兑现)为产品的时间严重滞后,也说明创新的技术转化为市场可接受产品的风险性。(2)有些科研成果本身就是个创意导向的概念性东西,,作为研究的创意成果可以,但一旦接受市场严格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检验,就不一定能通过。(3)反映出南京、西安、武汉等地创新生态环境尚可,但创业环境仍然是短板,这种短板一方面同营商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同科技金融支撑不足也有很大关系。

  王洪亮(南京审计大学):大学的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还有较深的计划经济烙印,对市场上人才需求的反映不敏感。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工科较文科和理科更加实用,大学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应该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和干预应进一步下降。

  金自力(川思特软件):国内大学是实体企业先进技术的转移对象,大学的创新和发展与企业完全不同步,目前的模式大多是企业先有创新技术和idea,再通过项目合作把思想和技术转移给学校,带动学生的教育。在工程这个领域,学校知识老化严重,老师与高精尖企业的先进理念与技术脱节的很厉害。这一块的深层原因我认为还是体制问题,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性极低,大学老师去企业的有,但企业的人才去大学的极少。创新的关键是人,打破大学人才双向流动的枷锁,让更多的企业人才去大学任教,让更多的年轻学者到企业去工作。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1)中国企业还没有成为创新主体,而高校既提供知识(公共产品)又提供研发(私人产品),但高校的研发必须通过技术转移才能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于科技中介机构作用缺失,特别是专利实施许可不到位等原因,势必导致教育与实体在创新上的分离。(2)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直接服务于价值创造,大学在创新中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基础知识,一些专业技术院校与企业合作从事新产品开发,这取决于高校的定位。同时,企业的创新活动也有一个定位,是以企业自身研发为主,还是以产学研合作为主。大学提供基础知识是面向全社会的,地区发达的高等教育并不一定导致本地区较好的企业创新。(3)深圳市场经济很发达,企业已经成为了创新主体,对产学研合作不存在路径依赖。相反,南京、武汉、西安虽然是大专院校集中度较高的地区,但由于企业尚未成为创新主体,产学研合作也不不显著,所以从现象上就表现为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企业创新活动反而不活跃或者创新绩效不高。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深圳科技制造业的崛起背景,是中国与全球IT产业存在着巨大的技术落差,深圳前20年通过承接美日韩港台的产业转移,承接了IT产业的技术转移与扩散。而当时的中国大学,由于落后于世界水平太多,根本不足以为产业提供研发支持。深圳最近10年,则主要依靠企业的研发,进行应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而且利用了深圳之外地区的大学研究力量。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以推动源头创新,对未来产业提供帮助。

  但个人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有更积极的投入和改革科技体制。IT产业比较特殊,它形成了全球创新网络,而不依赖于地区创新网络。

  丁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实体的创新和发展,与大学的创新和发展出现分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大学、科研机构,现阶段基础研究水平较低,难以做出从0到1的前沿科技成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圳能够脱颖而出,源于打造出了能够快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也就是从1到100的创新生态系统。

  硅谷企业成长为独角兽的平均年数是5.6年,而深圳只需2.8年。全球独角兽的最快成长记录也出现在深圳。这个生态系统有两点特别突出:(1)地方政府通过招揽海外科技人才的方式,吸引从0到1的前沿成果来深圳孵化。这些人才和团队,成为深圳科技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2)电子产业供应链特别完善。和智能硬件相关的所有厂商,在深圳2小时车程内都能找到,这一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供应商早期是珠三角的外资企业培育起来的,是全球价值链的产物,现在却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反哺来深圳创业的初创企业。

  田为兴(国家开发银行江苏分行):(1)创新的系统性带来的分离。教育是创新的某一因变量,东北以前也是名校林立。(2)创新分类带来的分离。基础科研创新、市场应用创新等等,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内涵不同,前者多外部性,那些具有外部性特征、不经济的创新未必是直接面向市场。(3)创新主体的分离。深圳创新的主力军还是企业。(4)创新环境带来的分离。包括市场机制的土壤,企业家的引领、产业发展的优势,源源不断地吸纳了全国的创新资源和人才资源,深圳成功靠的主要不是本地人。

  孙军(淮海工学院):(1)当前我国目前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相对于商业化创新,是外生变量,前者是纵向存在、后者是横向协同,两者交叉性较低。而深圳面向的是世界最开放前沿,其功能主要是解决好当前世界已有成果商业化转换和利用已拥有的价值链网络不断攀爬即可。(2)目前我国大学仍然以培养人才为主,商业化、市场化发展不充分但科教资源丰富的地区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当地无法最大化实现自身价值时,自然会向深圳等世界前沿地区集聚,这促进了深圳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其他地区人才相对“匮乏”的局面。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深圳、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的案例比较,反映了特定发展阶段教育创新与实体创新分离现象,同时反映了发展新阶段教育创新与实体创新协同融合的趋势要求。前一发展阶段的创新分离,既缘于实体创新主要基于输入型的国际市场和产业,重心在从1到10的应用创新,对国内基础性创新的依赖度不高;也缘于传统教育发展体制和教育资源布局下,教育创新对市场和产业发展的响应度、融合度不强。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1)深圳是一个外地人来奋斗的地方,所以造就了冒险创业拼搏的城市;像西安南京这些古都,已经有了既有的城市文化,要建立一个新的创新的基因,比较困难。(2)当初政府在这里创建一个特区,而且给予很多的支持,加上接近香港感染到了一些自由化商业化的气息,接受新观念的风气比较强,所以能够创造出冒险创新的精神。(3)跟大学的关系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大学可能只是提供人才而并不提供创新,美国创新的气息确实比我们浓厚,因此,他们很多大学老师出去创业,但我们这种情形就少很多,所以也并不是大学不创新,而是有没有那个土壤。因此是有了创新的环境气氛,造就了这些大学提供相关的人才,而不是这些大学引发的创新的基因。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深圳是个新兴城市,因制度创新而诞生,没有历史包袱和传统制式约束,人们带着梦想来深圳,以创业创新求生存,而改革开放的制度为他们的创业创新提供了保障和激励。深圳的创新演化到今天,已经与香港一体化了,那些顶尖的企业也布局了全球研发网络,即使本土有大学也不会指望它们。

  传统城市和它的大学与深圳相反,历史包袱沉重,旧制式约束和规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尽管从80年代以来,一次次的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在推动产学研结合,出现了一些创新型企业,但对城市的创新绩效影响不大。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高校云集并不是城市创新的必要条件。深圳的创新驱动主要来自于民营创新企业的驱动,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提供有利于创新的土壤和环境。深圳当地政府深谙创新必须依托企业,并在企业需要困难时提供各种帮助;其他时间则退居幕后,绝不对企业创新活动进行干预。这种制度和文化在中国其他城市包括广州等一线城市都难以做到。

  鞠昌华(南京环科院):(1)深圳实际是利用全球化直接对接了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地,而南京等城市的高校并不能发挥全球创新要素的中介或者发源地作用。(2)深圳所发展的也并非原创性的高科技企业,但是对不完全开发有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而言,腾讯等这样的次生性创新企业已经足够发展壮大。(3)深圳的产业是国际先进技术与中国市场的嫁接,而南京等更多是国内先进技术与区域市场的结合,层次上深圳更高一筹。(4)深圳的科技企业在产业链上,前端有更多科技金融投资公司,后端有更多电子信息基础产业等支持,产业链更为完整,南京等城市这些似乎也都有,但相对不足。(5)从政府的包容性、服务能力上深圳也明显优于南京等城市。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对于南京来说,创新名城力度空前,但结果未必如预期:(1)转移型创新。通过政策洼地与红利,吸引其它地方的创新资源转移过来。这部分创新,不仅忠诚度低,而且与产业结合程度也不高。(2)激励机制出现异化。从“为创新而补贴”,变成了“为补贴而创新”,且这一现象呈现愈演愈烈态势。

  建议:正视创新由发达国家引领、需整合进国际产业链的现实,加大区域城市产业的国际化程度,才能接收先进产业的技术溢出性创新,才能成为全球创新链的有机组成部分。

  赵顺群(丹阳发改经信委):(1)创新是企业家主导的系统工程,科技、高校等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企业家才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2)深圳的企业家拥有更高的个人平均素质和眼光,因为能去深圳的人应该大部分是内地有一技之长者或者怀才不遇者。(3)我们以政府为主导、以科技人才为中心的思路注定难以取得像深圳一样的成功。

  王洪亮(南京审计大学):鼓励高校老师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创新创业尝试,鼓励大学与高科技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培养实干型人才,大学内部也可以成立更多的服务社会的公司企业,直接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实现产学研良性互动,而不是现在相对独立的局面。

  贾晓峰(南京审计大学):(1)完善科研成果评价奖励制度,要给教育与实体相结合的参加企业研发的课题、写出的实践性很强的论文等,在成果认定、评定职称上足够重视。(2)从制度上让教师定期到企业实体进行锻练、去创新,鼓励到企业兼职。(3)改善大学师生比失调的状况,让教师能有时间精力去企业实体联合攻关等。

  黄志军(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1)通过经济激励来熨平两者的落差,通过市场对创新的竞争和价格发现去引导教育科研成果向实体经济的传导。(2)实体经济企业对教育科研成果的不敏感,一方面反映中国实体经济层次偏低,与学科前沿有很大时间落差;另一方面,企业自身的逐利动机的异化与扭曲,导致资源攫取型、政商勾结型企业横行,不注重长期的永续经营。(3)实体企业人力资本储备太低,人力资源定价偏低或扭曲,一流的人才基本不会去实体经济企业,自然不会把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带进企业。(4)社会阶层的割裂引致体制内外两种身份的隔离,人才无法流动,体制外的实体经济自然无人才优势。(5)高校评估体系中对教师获得企业经济回报的天然保守,是对研究成果货币化的最锢,由此可能产生的原罪,是进步最大的障碍。

  林学军(暨南大学):要发挥高等学校科技人员的作用,创建创新型城市就要打开这堵无形的墙,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科技人员与企业相结合。让科技人员以市场需求自主确定研发的方向,以市场机制筹集研发的资金,鼓励科研成果市场交易,支持鼓励科技人才,资金,成果发挥最大的市场效用,这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最佳策略。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国内大部分地区存在着一个常态:办企业就一定是盈利,而且是开办之时起就必须要盈利,这种春天种树秋天就要收果的想法对企业创新影响极大。要建设创新型城市,最主要还是适当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制度,创造一个更开放、自由、包容留得住人才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发挥高校资源,中国高校人才很多,但是实际转换利用率不高,如何把各大高校潜能充分挖掘出来转换为创新动力很关键。虽然深圳没有很多知名院校,但是深圳企业却吸引了国内众多知名院校人才。创新还是需要环境,要达到企业渴求人才、人才也愿意加入的共同利益。

  包卿(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深圳的创新是产业科技创新所主导的,南京、武汉、西安、成都、合肥的创新是以“科研院所”为主导。前者的创新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而后者是“科研院所”与“学者专家”。

  建设创新型城市需要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进行分析思考:首先,企业是“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其次,创新生态系统的四大要素是“金融”、“人才”、“科技”和“制度(文化)”;再次,需要从“全球化与地方化”两个维度来考察“创新网络”。建设创新型城市,要鼓励制度创新、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要推动金融资本、人才、科技资源集聚的体制机制创新。既要推动全球化、国际化的进步,也要积极推动地方化互动、营造区域氛围、建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施康(香港中文大学):教育是公共品的创新,实体的创新是私有产权的,人才的可流动性,导致实体可以在城市竞争的早期对公共品搭便车,也就是深圳不必在乎教育投入和创新。但是竞争加大以后,深圳必须自我的投资公共品,兴办教育。这也是现在深圳的发展趋势。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武汉的光谷之所以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创新中心,不仅仅是因为有高校的云集,更多是光谷开发区政府的创新服务意识,要比武汉市其他城区官员的服务意识先进很多。创新型企业才能聚集创新要素,包括创新人才,风险资本、企业家创新精神等。而创新型企业只有在具有服务意识而非官僚意识的政府文化中才能培育和发展壮大。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就建设创新型城市而言,深圳和内陆城市各具特色,可以相互取长补短。首先,要完善创新的制度文化人才等体制。其次,发达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专业技术院校对于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有一定支撑作用,但仍取决于其它条件支持。再次,建设创新型城市势必要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而硅谷的经验表明,大学知识创造和产学研合作是企业创新的充分条件。